特别关注:“我在北京开黑诊所”
来源：徐州市卫生监督所发布时间：2006-11-28浏览量：
讲述者于德
“村里有60家黑诊所”
“黑诊所？我这儿就是！”身着白大褂的于德点着一支烟，坐在桌子后面仔细打量突然造访者。记者介绍身份，说明来意。他快步走过来握手，让记者到沙发上坐。
香烟是于德的最爱，除了给人看病，基本是一支接一支。“一个人在北京，烦。”他很健谈，“抽烟危害健康，医生应该做出表率戒烟，我这个医生不合格。”
说起自己3年来在北京的从医经历，于德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：“虽然都是黑诊所，但我跟他们不一样！”
于德的黑诊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崔各庄乡善各庄村。善各庄在朝阳区有“流动人口第一村”之称，常住人口1300多人，而流动人口据说有3万多人，也有人说是5万人。这些人来自河北、河南、安徽、山东、四川、江苏等地，大部分在附近一家很大的农贸市场卖菜和水产品。
于德说，2003年他刚来善各庄时，村里的诊所不到10家。现在，村里大大小小的诊所已超过60家。除了被人承包的村卫生室以外，都没有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，属于黑诊所。但于德坚持认为自己的黑诊所跟其他黑诊所不一样。
“首先，我有执照，是国家认可的医生。”这一点让于德分外自豪，“1999年我就取得执业医师证，而且在山东省德州市人民医院自费进修过两次，儿科和皮肤科。”他从包里翻出一大堆证明材料给记者看，毕业证、执业医师证、职称证书、进修票据等。
第二，诊所面积大，设施齐全。这处临街的平房有100多平方米，外面一间是操作间，布帘拉着，用于输液、外科包扎、妇科简单手术。里面是接诊室，房角用玻璃和铝合金隔出药房。再往里是卧室。“除了没有医疗机构许可证，别的都跟合法的农村卫生室一样。”他从桌子底下拉出一台蒸汽消毒机，“山东农村许多乡镇卫生院就用这个消毒。”
第三，从来没出过事。“在北京干黑诊所的，有几个没出过事？有些人在老家学个函授，或者自学几本医书，就敢出来开诊所，其实什么都不懂。胆子又忒大，什么都敢招呼，不出事才怪。在这附近呆得时间长的人，都知道在我这里看病最安全，连村里的治保主任都信我。”
第四，不是特别“黑”，还有点医生的良心。诊所外面牌子上写着妇科，但仅限于人流、上环、取环等简单的妇科手术，接生从来不干。为什么？因为生孩子是两条命，一旦出意外，难产、大出血，没抢救条件容易出大事。“有人劝我，这年头，不干违法的事挣不来大钱。旁边农贸市场有两口子，买个B超，专做胎儿性别鉴定，男孩100，女孩50，一天做好几个，还买了小轿车接孕妇，‘发’了。但我不干。现在男孩本来就多，这种事干多了，小心生孩子没屁眼。”
第五，就在一个地方干，从来不打游击。“干黑诊所的很少有在一个地方超过一年的，基本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就是为了好骗人。
我到北京一直没换地方。”
“北京药价高，有赚头！”
“说实话，这里的环境真比不上老家。”于德指着诊所外面污水横流的街道说。此话不虚。跟他聊天当中，记者去了趟街边的厕所，里面根本没下脚的地方。
“我来北京的目的是因为这里药价高，利润大。”于德语气坚定。
1985年，22岁的于德从德州职业卫生中专毕业，进了老家夏津县的一所乡镇卫生院。当时他很自豪，农村的孩子端上“铁饭碗”，而且是一份受人尊敬的工作，不容易。1989年，因表现出色，组织上选拔他当卫生院的防保组长。
防保组长干了3年，到后来经费和工资越来越没有保证，于德也觉得越干越没劲。他和同在卫生院工作的妻子商量自己开间诊所。1992年，他自费到德州市人民医院儿科进修一年后，办起了诊所，先在县城，后来到德州市，还贷款买了房子，70多平方米，一楼，既是家也是诊所，日子不温不火。2001年，于德去德州市人民医院进修皮肤科。这次进修改变了他的生活。医院里曾经到北京进修过的医生说，北京药卖得贵，医生收入也高。反正是自己开诊所，为什么不到北京试试？
2003年，于德来到北京。北京卖药的利润确实比老家高多了。阿莫西林，在老家进价1.7元，卖2.5元，一盒最多赚一块钱；在北京，进价同样是1.7元，但能卖8块钱。就这，还比医院里卖得便宜，医院卖12元。克林霉素注射液，进价1元1支，在老家最多卖3块钱，但北京的医院卖20元，他的诊所卖8块钱。
于德在德州的诊所，一天的病人从没有低于10个，但最多赚100块钱。在北京，病人最多的时候，也就10个，一般五六个，但利润是老家的好几倍。
“你的药比医院便宜那么多，不会是假药吧？”记者问他。
“当然是真的。因为大部分真药的进价一般也就一两块钱，假药能便宜多少？而且卖假药治不了病，风险大，容易出事。我的药都是正规医药公司送来的，凭经验判断，应该都是真的。”
“赚得比老家多，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成本也高吧？”记者问。于德坦率地说：“与老家相比，北京最贵的是租房子。我租的平房，每月租金1000块钱，老家也就200块钱。其他吃的用的，不进高级饭店，不吃海鲜，都差不多。一年多弄几万块钱没问题。”
“去年被查抄了三次”
2004年，于德尝到了赚钱的甜头，也逐渐喜欢上了北京这座美丽的城市。也许是为了表达感激之情，有一次，他坐了近3个小时的公共汽车，专门跑到王府井，捋起袖子，在街头流动献血车献了400毫升血。后来，他还到红十字会进行了骨髓捐献登记。
那时，于德对自己的诊所信心十足，他决定去办个证，结束黑诊所生涯。可到当地卫生局一问，人家说，外地人不能在北京办诊所。不办就不办，于德也没往深了想，反正干得挺好，而且开黑诊所比开正规诊所赚钱。正规诊所在营业面积、医疗设施上有严格规定，黑诊所只要有间房就可以开张；正规诊所要照章纳税，黑诊所只交房租；正规诊所必须到规定的医药公司进药，黑诊所进药渠道多了；正规诊
所有诊疗范围，而黑诊所“逮”到什么治什么。
正准备大干一场时，2005年“飓风行动”来了。当年4月起，卫生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，北京在这场“风暴”中端掉很多黑诊所。
“去年倒霉，一年被查了3次——6月、9月和年底。”于德说，第一次最惨。诊所内所有的东西都被抄了，药品、器械价值八九千块钱。执法人员开出罚单，让他限期到卫生监督所接受处理。那段时间，于德天天惶恐不安，到处找人请教——封条能不能拆？会不会被抓？去不去接受处罚？
有“经验”的前辈说：“你傻啊，干吗摆那么多东西？不是找抄
吗！你看我这里，都是药盒，没货。”当然，抄走的东西就别想要了。
心疼了很长时间，于德自己拆了封条，诊所又开张了。这回他学乖了，药房里只摆3000多块钱的药。9月，执法队又来一次。这回，他又学到一招，要跟村里人搞好关系，来查的时候，可以提前知道。
第3次被查抄后，于德去找了卫生局，说自己是合法医生，而且没出过事，条件也规范，问能不能开个“口子”，给自己办个证。回答仍然是不行。
有两个多月，为办证于德没少费心思。有一次，他在报纸上看到专门办证的公司，打电话问，对方开价5万元，而且要先付钱。“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证还行，先把钱付了。如果跑了上哪儿找去。”
他又看上了村里的卫生室，想承包，托人去办，但没办成。后来，卫生室被附近医院一个小伙子承包了。一年挣20万元，跟玩似的。“没办法。没门路。”于德很无奈。
“内外妇儿什么病人都有”
第一个病人是个卖水产品的小伙子，大声喊头皮疼。简单检查后，诊断为毛囊炎。一盒罗红霉素，一盒氧氟沙星，一共23元，于德嘱咐他回去注意个人卫生，常洗头。小伙子满意地走了。
这些病人中，最复杂的是个外科病人，后背被刀砍伤，缝了7针。于德手法很利索。止血、消毒、缝线，手术费用100元。为防止感染，他劝病人输液，50块钱，病人舍不得，拿了一盒罗红霉素，15块钱。
最简单的是儿科病人。3个月大的孩子，消化不好，拿了盒“妈咪爱”，7.5元。孩子妈妈不停地说谢谢。
最多的是感冒、嗓子疼的病人，开盒感冒药，10多块钱。其中花钱最多的一个，咳嗽很厉害，时间长，阿奇霉素片、麻杏止咳片、咳快好各开一盒，一共35元。
于德翻着病人登记本：“你看，10个病人，内、外、妇、儿、皮肤，什么科都有。与那些所谓的社区医生相比，我才是真正的全科医生。”
他举例说：“有天晚上，附近一个孩子发烧，半夜来找我。我说输液治疗，要30多块钱。孩子父母嫌贵，说还不如去医院。骑车去来广营医院，急诊没有小儿科大夫，不给治；又去和平医院，也没有儿科大夫。后半夜了，急着回来又找我。我生气，没给他们开门，让他们去望京医院。望京医院是三甲医院，那里有儿科。他们打车去的，急诊也没有儿科大夫，等了一个多小时，早8时大夫上班，结果跟我治疗方法一样，花了快100块钱。”
正说着，一个30多岁的妇女进来，问能不能取环（避孕环）。于德打电话，从村里叫来一个提着包的女医生，50多岁。旁边帘子一拉，不到10分钟，避孕环取出来了。女医生让她买点消炎药，她说不用，交30块钱走了。
女医生走后于德解释说：“她是内蒙古的，过去在卫生院干计生，我看她技术不错，也很认真，就跟她合作妇科，钱对半分。她提的是消毒包，妇科消毒很关键。”两人合作后，生意还不错，因为便宜。拿摘“环”说，如果去医院，要先做超声定位，再做身体检查，还要开一堆药，相当于一次门诊手术，没200块钱下不来。“我也知道我这么干有危险，但我不做，她们会找别的黑诊所。”
于德说，一开始，回家给同学讲自己在北京开黑诊所，还不好意思。后来想，自己也帮了很多人，解决了他们的看病问题，心里就舒服一些。
“来看病的人，跟我在乡镇卫生院时看的病人基本一样。”于德弹了弹烟灰，做沉思状，“他们虽然在城里打工，本质上还是农民。生病一般都忍着，实在不行才看病，而且首选我这样便宜的私人诊所。”
采访结束，于德握着记者的手不停地说谢谢。记者问：“你谢我什么？”他说：“你肯定有路子，帮我办个证，在北京合法经营。”
讲述者张旗
毕业即失业的彷徨
1999年，张旗24岁。山东淄博一家卫校的毕业照上，他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线。毕业半年后，一直没有找到工作的张旗联系上在北京打工的老乡，只身北上谋生。
张旗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京郊的一家养老院打杂，兼保健医生，帮老人们看看头疼之类的小病。养老院要求他每天两班倒，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。第一个月，张旗领到660元。这是在北京挣到的第一笔钱，他花80元为自己买了一双皮鞋和一件新的白大褂。
转眼间，张旗在北京已经呆了7个年头。这期间，他给药店扛过大包，送过药材，去超市做过保安和收银员，在早点铺卖过豆浆、油条，给私人诊所当过跑腿的伙计。最终，张旗在朋友的撺掇下，开了一家小诊所，但他没有执业医生资格，诊所没有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没有营业执照，是一家黑诊所。
我的“游击”生涯
刚开张的时候，张旗心里没数。为了撑撑自己的底气，他想做几面假锦旗充门面。一个电话打到标牌店，正犹豫该写什么来吹捧自己，那里的老板却一气报出一连串的响词儿：“医德高尚”、“华佗再生”、“北斗神针”……还说一次超过10面可以享受更多优惠。很显然，同行们没少在这方面动心思。据说有人一次就订了12面锦旗，都是赠给同一个诊所，而赠送人天南海北，涉及好几个省市。
考虑再三，张旗放弃了这个打算，这些花招不一定有人信，而且一面绒布材料的锦旗要40块钱，成本也不算小。
几年做下来，张旗的足迹已经围着北京城绕了大半个圈，从丰台到海淀。执法部门的清剿让他对“游击战”的生活深有体会。“有的报纸说小诊所设备少条件简陋，那是很自然的。谁会傻乎乎地把全部家当摆在外面啊？你看我这里，就一张桌子几把椅子。要是检查的人来了，东西大不了不要了，损失也不大。”
张旗现在的诊所开在海淀区半壁店。说是诊所，似乎并不恰当，一个不到
来小诊所的病人
半壁店靠近北京西四环，原来是个村。从1996年起，不断有外来务工人员涌进，至今外来人口已达万人，从事建筑施工的农民工和性工作者居多。每到夜幕降临，并不起眼的街道就被烤羊肉串的和卖麻辣烫、铁板烧、水果的商贩填满，熙熙攘攘的人群混入烤羊肉散发出的烟气中。
张旗认为自己就是为这些进城务工者服务的。他们多是中年和青年，月平均工资不到900元，没有医疗保险，没有救助福利，在大医院高昂的医疗费面前，根本不堪一击。“起码我的药品价格很便宜。”他说，“每次我都坦白告诉病人，这个药我就赚3个点，大家心里明白，价格也都能接受。”至于药品的质量，他更是打起保票：“药全都是从正规渠道过来的。虽说我是无证行医，但也能很轻松地买到药品，一些医药公司根本不管你有没有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，不要发票就卖药。”
在附近一个小区收废品的老沈这几天感冒，找到张旗的诊所看病。张旗看看老沈的脸色，又询问了几句，转身去屏风后面取药。等待的工夫，老沈直摇头：“除非我病得很难受了，才会来看病，一般都扛着。大医院？我不会去的，那里太贵了。”他算了一笔账：在医院和药店，一盒普通的感冒通胶囊就要十几元，有的甚至几十元。而在张旗这里，感冒通胶囊是六毛钱一板，或者一块钱两板，正好够吃两三天的，病也好了，又没有繁琐的看病手续，所以他才过来。
张旗拿药出来，叮嘱老沈：“一定要多喝点水。”
不速客与索赔者
张旗的诊所偶尔也有不速之客。10月份他这里被吸毒者抢走了3支注射器。为提防瘾君子的骚扰，他把关门时间提前了。但晚上也不一定平静，附近的“小姐”和“发廊妹”没准也会敲门，要一些妇科药或是避孕药。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事，张旗已经见怪不怪。他觉得自己对这些事有明确的原则：不卖假药，不胡乱看病。“毕竟我是学过医的，即使我永远做不了一个真正的医生，但行医者的基本准则我从来没有违反过。”
眼下，张旗的诊所正陷入危机。附近新开了平价药店，许多打工者转而选择自己买药，这让张旗的生意大受影响。房东也通知说，过完11月，房租要涨到1600元，几乎翻了一番，这超出了他的承受能力。
最让他担忧的是前不久一个老乡同行的遭遇。老乡诊所所在的村子里有一帮人，经常借口医疗纠纷到黑诊所索赔。这个老乡赔了钱却有苦说不出。在张旗看来，这些索赔者远比主管部门的打击更有破坏力，他担心哪天自己就摊上了，所以已经在考虑离开北京回山东，用这几年攒下的钱开个杂货店。
更年轻的后继者
记者最后一次到张旗的诊所，意外碰到一张更年轻的面孔。前年刚从广州一家卫生学校毕业的李昭正和张旗聊得热闹。和张旗经历有所不同的是，李昭被取消了参加医师资格考试的资格。
根据卫生部颁布的《医师资格考试报名资格规定（2006版）》，“
李昭说，因为这一条，据说去年广东省不能参加助理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卫校毕业生有3000人，今年可能有7000多人。李昭学的是社区保健，属医学专业，但所读的学校没有经过备案，因此文凭成了一张废纸。
“有的同学还在老家跟学校理论，到卫生局找后门，还有的改行去做销售、保险。我跑到北京来准备开诊所。原因是3个字‘赚得快’。”
面对这个野心勃勃的后辈，张旗只是苦笑。本版图片李飞阳摄
记者手记 城市“毒瘤”为何难治
一个曾经是乡镇卫生院的医生，一个刚从卫校毕业，匆匆忙忙来到城市，希望在这里发挥一技之长。但几年后，他们不约而同开起了黑诊所，成了这个城市的“毒瘤”。而且这些“毒瘤”在城乡结合部还越长越多，于德所在的村子里3年间黑诊所居然增加了5倍多。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？
首先，明明知道是黑诊所，却偏偏来这里看病。这是黑诊所就医者留给记者最深的印象。他们的理由是：“大医院我们进不起呀！到医院看小感冒能花去一个月挣的钱，这里10多块钱就行了，而且不用排队。”很显然，黑诊所低廉的价格和方便的服务，满足了部分低收入群体的就医需求，否则一个村里的黑诊所不可能有3年增长5倍多的“高速发展”。正如一些低价、伪劣食品屡屡占领农村市场一样，有限的收入决定了外来务工者看病时不可能有更多的选择。
其次，流动人口，尤其是农民工，是黑诊所主要的服务对象，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医疗保障。尽管一些农村已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，但农民一旦离开家乡，马上就面临异地就诊和转诊的麻烦，更何况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还远未覆盖所有农民。而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还没有做好接纳这个群体的准备。
第三，黑诊所集中的城乡结合地带，正规卫生机构相对较少，服务能力和水平很低，部分群众看病不方便，客观上成全了黑诊所的生意。
第四，从黑诊所的人员组成看，无论是来自乡镇卫生院，还是刚从卫校毕业，以现有法律法规衡量，他们不可能成为城市“正规军”。但他们有强烈的生存欲望，急于在城市立足。这个没有执照、但与医学或多或少有些关系的群体，成为黑诊所取之不尽的“人员储备库”。
从于德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在3年的非法行医当中，被查抄的次数屈指可数，而且非法行医者对查抄之后开出的罚单居然可以置之不理，将封条一撕就重操旧业，甚至在查抄前还有人通风报信，可见管理之软弱，空子之多，难怪黑诊所“欣欣向荣”。
从于德的讲述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处在监管视线之外的黑诊所像是脱缰的野马，医疗质量全无保证。即使是有执业医师资格、自认为还有点医生良心的于德，也是想从哪里进药就从哪里进，只能凭经验判断一下药的真假，内、外、妇、儿通吃，明知有风险，为了利润也敢干……就医者的生命和健康可说是悬于一线。“开黑诊所的有几个没出过事？”这句话的背后就是那些走进黑诊所看病的打工者的鲜血和
生命！
市场有需求，从业人员又有来源，加上巨大的利益引诱，成为黑诊所与管理部门“游击战”的基础。基础一日不除，完全取缔黑诊所，难！
有社会学者曾提到我国存在严重的“二元社区”现象——虽然大家共处一个空间，但是收入、福利、赖以联系的社会网络以及制度设计其实都是分割的。比如农民工，其社会保障的缺失就是城乡二元体制的必然产物。黑诊所的存在何尝不是如此。
黑诊所虽小，考验的却是政府管理的大智慧。
城里的黑诊所
（来源：健康报）
